澳门第一娱乐娱城发现纪录片｜“丑得吓人一跳的丑孩子”拍摄《望长城》的年代，是一个可以用“、理想、胆识”等字眼来修饰的年代。1978年澳门第一娱乐娱城，经历“”左倾错误和文化大阶级斗争的错误路线后，人们沐浴在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外的许多优秀纪录片节目和创作人，来华引进了国际最前沿的纪录理念和方法。“飞翔的荷兰人”伊文思就多次来中国讲学，美国直接电影的倡导者和发扬者怀斯曼也多次与中国交流，带给中国观众和纪录片人前所未有的感动和启发，培养了一大批富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纪录片制作群体。
ENG电子新闻采集系统的普遍投入运用，也很大程度地解开了“绑住纪录片人手脚的绳索”，激励创作人员进行多元手法的运用。这就使当时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形成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纪实主义美学。纪实、跟踪拍摄、采访摄影成为当时主要的手法。在体制内，将纪录的题材聚焦于承载中国厚重文化底蕴的自然景观和传承文化传统的人文景观；在体制外，则聚焦于处于地理和文化双重边缘的“小人物”，使纪录片注入深厚的人文关怀。
《望长城》正是在这样一个在思想、理论、方法和技术上都有了“纪实”基础的年代里，实现了总编导刘效利“即使生个丑孩子，也要丑得吓人一跳”的纪实信念。本文就从平民视角、纪实手法、人文性叙事方法三个角度，为大家详细解读《望长城》片子本身的手法创新。
“长城要拍，但更重要的是要拍长城两边的人。长城本体，只不过是一堵奇长的墙，象征着中国人的脊梁。因此，要舍得把笔墨泼在长城两边的人的身上。简而言之，借长城说国人。”——《望长城》剧组在康庄定调时就明确提出了将视角对准平民的要求。
《望长城》的摄影机，对准的不是衣着光鲜、表达流畅的舞台演员，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他们是在田间锄地唱山歌的农民，是在家里吸溜吸溜吃面的老汉，也是住在窑洞里望着镜头不知所措的大妈，是蹲在墙角为我们讲故事的老汉，也是在沙漠深处剪羊毛的大妈。他们的穿着并不一定得体，甚至有些邋遢；他们的谈吐也许不是很流畅，甚至有些紧张结巴；他们面对镜头的表情也许并不是很从容，甚至有些躲避和排斥。但他们，都具有让人感动的真实感和亲切感。
那位带着孩子在长城遗址附近散步的母亲李秀云，讲述自己失去丈夫、独自拉扯两个孩子的故事的时候，却仍然满怀对生活的；在巴丹吉林沙湖中的陆得澍一家，他的大女儿陆向菊与主持人李培红在茫茫沙漠中谈起自己的人生，尽管满含委屈，但她还是选择了承担长女的责任，照顾母亲、照料家务。
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但她心中的理想仍然没有泯灭：“我总觉得要考一次学才行，不考我绝不罢休”，她擦干眼泪说着这样的誓言。这个成熟却依然没有放弃抵抗命运的少女形象既让人心疼，也让人心酸。通过这些普通民众的言行，我们看到了长城脚下炎黄子孙对待生活的乐观精神、对命运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这些抽象的民族精神，观众都可以通过镜头中不加修饰的人物形象，用自己的思维去体验去感受。
《望长城》当中出现的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长城文化历史的介绍者。他们有长城历史文化学者，还有作为长城见证者的民间人士。比如第一集中那位身手矫健的大爷，从陡峭的土坡攀爬而上为焦建成指出他身边那片已经行将与平地融为一体的地方就是秦长城的遗迹；再如那位津津有味向焦建成介绍司马家族为避灭顶之灾改姓为“同、冯”的老大爷。民间故事与官方话语形成互补，让长城历史文化的多个角度均展现在观众面前，内容更为丰富，增加了趣味性，也增加了亲切感。
第二类人则是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偶遇的人，他们往往在不经意间与剧组偶遇，却引发出了新的故事。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二集中王向荣和他的母亲，还有焦建成“偶遇”的那对即将结婚的少数民族青年、那达慕大会上偶遇的壮汉等等。将镜头对准平民，深入到群众的琐碎生活中，用长镜头记录一段时间内人物表情的变化、情感起伏的过程，让观众跟随时间和画面的流动，在具体的时空中体会纪录的内容，实现真实感和情感心理过程的建构和完成，不仅是一种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关照，展现出了深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同时也承载着纪实精神在《望长城》中的成功体现。
《望长城》整体结构分别从四个方面介绍了长城的文化历史内涵澳门第一娱乐娱城，即防御功能、民风民俗、民族融合以及生态变化，而这四个主题的展现不再是主题先行，而是运用了大量的日常生活事件来加以体现。主创人员为了表明自己的创新态度，采用了与之前纪录片截然不同的创新方法，特别注重对没有完全事先安排的现场进行实拍和跟拍。
比如在那达幕大会上捕捉到的两位选手——巴格纳和吉日兰图。青年选手巴格纳是代表乌盟参加那达慕摔跤项目的选手，在他赢下第一场摔跤比赛之后，镜头中的他身披坎肩，露出健硕的身体，步伐虎虎生风。黄宗英俨然已经变成了这位草原硬汉的小“粉丝”，一如她在解说词当中所说：“我多么希望能一直拍摄到他赢得最后一个回合，牵走奖给冠军的白骆驼、白马、白牛。”然而这位夺冠热门却在第二天遗憾地输给了对手，巴格纳带着脸上的伤痕与眼里的失落在特写镜头中离开摔跤场，在人群之外黯然伤神。
另一位夺冠热门吉日兰图是一名少年骑手，他骑得白马曾经5次获得第一，但在比赛前夕白马生病了，这使得小骑手略显不安，然而白马光辉的战绩仍然让人对它充满期待。在广阔的蓝天白云之下，少年们策马扬鞭，最终在200个参赛选手中，吉日兰图取得了第46名。对巴格纳和吉日兰图来说，他们获得的一定不是让自己满意的成绩，但这就是竞技，这也是生活，无论对于比赛选手还是记录者来说，它都充满着不确定性，然而这种未知感才是我们熟悉的生活。
《望长城》摄制组在康庄定调时，就强调“要重视记录过程，许多电视片之所以给人不真实的感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结果”的拍摄，而“忽视”了过程的纪录……”《望长城》特别注重运用长镜头来努力保持拍摄内容相关时空及流动的完整性，比较有效地保证了对很多不可预知生活景象及真实信息的实地拍摄。
在《长城两边是故乡》一集中，寻找王向荣的故事片段，由于跟随拍摄的发现，阴差阳错地变换了那个片段故事的主角，非常真实地塑造了一个非常动人的母亲形象。这一段叙述从陕西府谷县城一个卖西瓜的大爷而起，引出了远近闻名的民间歌手王向荣，直到离开王向荣的家，将近25分钟的时间里用了67个镜头来交代这一段寻找过程。
在这67个镜头中，除去一些必要的过渡镜头，基本上都是15秒以上的镜头，其中更是不乏一些两、三分钟左右的长镜头。在这些长镜头构建中，观众明显能够看得出寻找王向荣这一事件的戏剧化转折：在几番波折后，主持人找到王向荣的家，然而此时王向荣却外出表演。当观众从不间断的长镜头拍摄中觉察到主持人的一丝尴尬时，王向荣的母亲则打破了这个有点尴尬的僵局。她招呼媳妇热情地给客人做饭，主持人就此机智地转向对王向荣母亲进行采访，并很快就在这个老人身上发现了许多动人的情感，直到本段最后出现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王向荣的母亲追车送别。
在这样的长镜头建构中，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能够很好地展现自身的情感发展，这其中往往能包含观众能够理解人物和事件的重要信息。在这位老母亲的每一个表情和每一句含混不清的言语中，其实都表现出她对儿子的惦念，从而发生了对主持人和摄制组情感的转嫁。长镜头的使用，能将这过程中发生的任何细腻的变化进行累积，作为因果对照的依据，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的铺陈，在对这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展示完成之后，引发真实的感情。这种来自于非常自然的生活情景之美，赋予作品一种非设定性的值得信任的天然特质，可以称之为艺术与生活天衣无缝的结合。
《望长城》的导演刘效礼，是一个撰写解说词的好手，在《望长城》开拍之前也已经写好了全部的解说词。但是在开拍前，他选择放弃了解说，向各摄制组提出要求，只要画面一出现就必须有声音，只要有声音就要录上声音，所以《望长城》有了中国纪录片制作的第一个专门的音乐音响部门。在极度注重同期声的拍摄理念下澳门第一娱乐娱城，《望长城》展示了一个包括人声、机械声、环境声等现场环境声音的充满生活质感的真实世界。
在宁夏盐池寻找汉代烽燧时，摄制组想测试烽燧传递的速度，使其与开足马力的汽车较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呈现了非常丰富的声音元素，烽燧点火，狼烟燃起，汽车一路奔驰，风声阵阵飘过，对讲机中不时传来烽燧传递的信息以及焦建成做出的回应……在这一段“与狼烟竞技”的过程当中，首先这种紧张的风声准确地契合了沙漠这个具体的环境空间，并且也能够表现沙漠自然环境的恶劣。在汽车高速行驶情况之下与风的摩擦显示出的张力，再加上摄制组和主持人对话不断释放的信息，明显加强了这种竞技的节奏感，非常有力地传达了一场比赛应当有的刺激性。
《望长城》对声音的纪录最与众不同的一点是将主持人和创作团队的声音也记录了下来，主动将创作者的声音放在节目中成为节目不可缺少的内容。如主持人爬华山、四处需找墩台遗址碑文界石时的气喘吁吁；主持人坐在小蜻蜓上拍摄汉代长城与路长越野车并行时，摄制组提醒主持人提高飞行高度小心驾驶时，而主持人调皮地唱起歌来的兴奋；还有在寻找汉代西域长城途中摄制组一起席地而坐商量接下来的行程，都增强了互动性与真实性。
在《望长城》之前，《话说长江》就启用了男女主持人，采用主持人与观众对话的方式，创造了一种与观众促膝谈心的氛围，增加了观众的参与感和全片的亲切感。《话说运河》中，男女主持人更是从演播室走向了拍摄现场，实地采访当地百姓，与人们直接对话、交流，进一步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两片对主持人演播方式的大胆探索和尝试，都为《望长城》奠定了基础。
在《望长城》中，讲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的时候，主要是依靠主持人的采访里来展现的。在赞叹秦始皇第一次修筑万里长城的伟大气魄，同时反思秦始皇时引入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是以一段京韵大鼓戏的唱词引入的。唱戏的人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物，在主持人向唱戏人学唱的交流状态中引入到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在说到汉代文史祖宗司马迁的故事时，也不是以司马迁的庙宇为画面，以主持人的声音来告诉我们，而是用司马迁故乡韩城老汉生动有趣的讲故事的形式来告诉观众。主持人既是亲历感受者又是叙述者，在叙述与介入事件之间自由转换，观众也不由自主地跟随主持人自身的参与介入，看到当事人的感情和情绪。
此外，《望长城》中很多地方都饱含着主持人自己的真情流露：焦建成帮王向荣的妻子提水，王向荣的母亲与焦建成依依惜别时的情景；焦建成在伊犁点燃热气球时偶遇自己父母时动容的场面等等，都使得《望长城》不仅仅是在讲述长城内外人民的故事，也掺杂了主持人自己的故事和情感，做到了不仅反映被拍摄者，也同时关怀到了拍摄者。
不论是以随机纪实的方法展现长城沿线普通人的生存样貌，通过长镜头、同期声搭建出的真实生活场景，还是让主持人走进拍摄现场与被拍摄者平等交流，都极大地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于纪实精神和纪实方法的认识。“丑孩子”没有“丑得惊人”，却对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国纪录片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带动了一大批同类风格电视纪录片的出现，掀起了中国的“新纪录运动”。
纪念《望长城》30周年系列，第四篇文章，将为您解读《望长城》之后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敬请期待！